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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88年11月，东柏林，亚历山大广场旁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。

    窗帘后的包厢里，九黎对外联络部欧洲司司长李征宇，正与三位东德客人进行着可能改变历史的会谈。

    “根据我们的分析，”李征宇将一份德文报告推过桌面，“两德统一在未来三年内发生的概率超过70%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是否统一的问题，是何时，以何种形式统一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对面的三人身份各异：

    卡尔·穆勒，东德国营精密仪器联合体总经理。

    他是一名统一担忧派，害怕西方资本吞并自己的企业。

    汉娜·施密特，东德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所长。

    她是理想失落派：担心统一后科研经费转向短期盈利项目。

    弗兰克·瓦格纳，东德文化部电影局局长。

    他是身份焦虑派：忧虑东德文化在统一后被边缘化。

    “统一对你们意味着什么？”李征宇逐一分析：

    “穆勒先生，您的企业会被西门子或博世收购，您可能提前退休。”

    “施密特博士，您研究了二十年的古植物基因库项目会被砍掉，因为没有商业价值。”

    “瓦格纳先生，东德电影会被贴上宣传品标签，在电影史中消失。”

    三人沉默。

    这些话刺痛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。

    “但我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。”

    李征宇展开方案。

    “东德遗产保全计划”

    计划核心：在统一不可避免的情况下，提前转移东德最有价值的资产：人才，技术，文化成果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

    整个计划分为三个部分。

    第一部分：“学者庇护计划”。

    目标人群：东德各领域顶尖专家。

    转移方式：他们以“学术交流”“合作研究”名义前往九黎。

    待遇承诺：九黎承诺保留原职称和研究方向，实验室经费不低于东德时期，研究档案，实验数据可全部带走，家属随行，子女教育保障。

    第二部分：“设备更新计划”。

    针对：东德特有的精密制造，光学仪器，化工技术。

    操作：以“设备淘汰”“技术转让”名义，将核心设备运往九黎。

    第三条：“文献抢救计划”。

    重点：将东德七十年积累的社会档案，统计数据，政策实验记录打包运走。

    方法：以“学术研究资料交换”名义复制运出。

    这些数据将成为研究“现实社会主义实践”的独一无二资料库。

    “我们不是在购买，” 李征宇强调，“我们是在保管。”

    “保管那些在统一后可能被销毁，遗忘，边缘化的东德遗产。”

    截至1989年6月，柏林墙倒塌前五个月。

    327名东德顶尖科学家签署“长期交流协议”，其中112人已携家属抵达九黎。

    包括：耶拿光学研究所的镜头镀膜专家团队（9人），德累斯顿半导体实验室的核心工程师（14人），东德科学院古生物研究组（5人，带走全部化石标本）。

    “卡尔·蔡司·耶拿”的军用光学生产线关键设备已拆解装箱，等待运输。

    东德独特的彩色胶片配方及生产设备被秘密购买。

    德累斯顿计算机公司的源代码和设计文档全部复制。

    东德国家电影资料馆的247部电影母带完成数字化备份，副本运往九黎。

    东德七十年全部人口普查数据，经济统计，社会调查原始问卷被复制。

    东德教育改革，医疗保障，儿体系的完整档案完成收集。

    所有行动都在“学术合作”“文化交流”“技术转让”的合法外衣下进行。

    东德当局部分官员被收买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    他们也需要为统一后的自己准备后路。

    89年11月9日，柏林墙倒塌。

    当西柏林人涌向东柏林，当香槟开启，当全世界电视直播这“历史性时刻”，另一场静默行动在阴影中加速。

    并非所有东德人都欢迎统一。

    李征宇的团队早已识别出几类群体：

    1.既得利益失落者

    东德国企管理层，高级官员，知识分子。

    他们担心统一后失去地位和特权。

    2.意识形态坚持者

    他们是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理念的老党员，工会骨干，视统一为“资本主义吞并”。

    3.身份认同焦虑者

    这里很多人是年轻人，特别是年轻一代，成长于东德，对西德文化陌生。

    他们害怕成为统一德国的“二等公民”。

    4.环保与动保激进分子

    东德有强大的环保运动传统，担心西德工业资本破坏东德相对完好的自然环境。

    对于这些人，九黎最为看重。

    对于这些人，九黎对其进行资金支持，并送往位于拉美的培训基地，进行组织化训练之后，再反向送回德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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